从古代家训内涵和传统家训文化看新时代家风意涵与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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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历史，形成了良好的家风、家训、家教传统。今天我们讲传承，对古今的家风家训家教都要去粗取精，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新内容，与时俱进。《礼记 . 礼器》有云：“礼，时为大。”就是讲，礼要应时而变。那么，现代家训应注入哪些新的内容，具备哪些新的内涵呢？ 首先，讲求家庭成员的人格平等，例如父子、夫妻关系，虽说是长幼有序、夫妇有别，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父母对待子女的教育要尊重子女的选择和意见，不能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他们；其次，要发扬家庭民主，凡关乎家庭发展大计和个人前途命运的事情（如高考填志愿），不但要夫妻协商，还要全家开会协商，共同决议；第三，家庭成员财务透明，互相尊重，家政合理合法；第四，对违反家规家训的家庭成员要体现教育为主、耐心说服的态度，不要歧视或冷落犯错成员；第五，现代家训的核心价值观，应该定位为父子亲、夫妇爱，讲平等、重孝敬，合礼法，爱国家，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
家风、家训建构也要因时而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家风、家训建构要致力于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一，推进传统家训传承与现代社会良序运行相耦合。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社会经历了从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共同体到现代契约关系建构的历程。然而，家庭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发挥着重要机能。
在传统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正如史学家钱穆所指出：“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重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国人有着较强的家族观念，并将此种家族观念贯穿到对家族成员的教化过程中，家族成员也自觉地内省与躬行，并自觉地向下一代传播家风家训，代代相传，融入到内心体悟中。
第二，在孝道外推中实现亲情交流与德性养成相结合。家庭是形成道德认知、作出道德判断以及孕育道德情感的始源场所。中国的家风家训不仅具有深刻的伦理意涵，也具有重要的弘扬孝道以及化成道德之功能。
中国的家风家训具有道德情感培育功能。家风传递了家庭成员所需的道德情感，培育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性。社会学者波普诺认为，“家庭是一个小的初级群体，其成员之间有大量面对面的接触，儿童行动得到亲密的注视”。家风家训（《如郑氏世范》《袁氏世范》等）承载着家庭关系需要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准则。家风内蕴的道德准则与行为方式，将家庭关系中的“伦”之“理”传递给社会成员，确立人们在家庭关系中的伦理义务，体现了家庭成员的相处之道。
第三，把“家庭、家教、家风”与国家大计统一起来。家风是家庭成员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行为品格与道德氛围。家风家训不仅具有深厚的家庭伦理意蕴，也与国家大计统一起来，从而呈现“家一国”一体的同构。
要以德齐家，不忘国家。传统中国社会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伦”指涉家庭伦理关系，即父子、夫妇、兄弟。而这种家庭伦理关系与国家大计也紧密相连，要在实践中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第四，把家风、家训构建与数字文明相融合。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知识、新观念、新技术层出不穷，大数据、移动设备、新社交媒体，以及它们的联动效应，正在展示人类生活的新场景时代。数字化时代新形态将集成丰富的新应用场景，进一步转化为人们的认知与表达方式。要顺应技术升级与时代变迁，在文化设施建设与运用中，让新媒体与家风、家训构建相融合。
我国重视乡村文化和历史传承，强化对古村落、文化礼堂、传统建筑、民族特色村、非遗文化等保护开发利用，在保护中开发完善历史文化设施，其中就应该将家风家训融入其中；同时要适应数字文明时代的步伐，建设公共文化设施的多应用场景，推进家风、家训构建数字化策略，促进作为家庭文化的新时代家风建设与乡村文化、社区文化、网络文化的数字化融合。
中国传统家训是时代的产物，萌生于小农经济社会，与当代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有很多不契合的地方，需要对其充分扬弃。
新时代的家训，不应该是“姓训”或者“族训”，而是普天之下的家庭之训，是基于血缘亲情、道德教化、言传身教而形成的人际行为规范，体现“教化于家”，与“国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化天下”互为补充。新时代的家训，不应该有家规家法的加持，而是要突出其血缘基础上的内省和自约束，这种道德层面的教化有别于法律的硬约束。崇孝悌、重立身、和夫妇等，均为法治调节之上的价值引导。新时代的家训，不应该被市场功利化所侵蚀，弘扬亲情和提高人的道德教化层次，仍然是学校教育所不能完成的工作。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不能偏废，要各有侧重。
因此，新时代家训家教需要重构。在传承内容上，新家训应该继续体现中国传统家教文化中孝悌、持躬、和睦等核心思想，也要继续弘扬勉学、节俭、清廉、睦邻等核心价值观；在传承导向上，新家训作为一种道德调节，要遵守法律但又高于法律。道德准则要体现内省性和劝导性的特色，不能将法律条文抄入家训中，混淆国法和家训的界限；在传承机制上，新家训要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相接轨，重点在于言传身教，而不在于死背条文。在社区内树立传承家训的社区好人、五好家庭等标杆，让其道德教化形成耳濡目染的氛围。
中华儿女，素有家国情怀，既爱国也爱家，深深懂得“国是家之本”，也明白家是国家、社会的细胞。千百年来，人们注重家庭，以及家教、家风，并以家训作为家庭管理的条规，作为人们行为的规范，作为家教的课本。当今社会已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家庭的经营与管理，也须随之而变。新时代的家风家训，可从如下的新向度上进行构建。
其一，明确家的定位，确立家与国的关系，培育家庭成员的家、国、天下情怀； 其二，揭示构建家风家教对国家、社会文明建设的作用，把家教作为国家、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每一个家庭确立家风家教的具体内容； 其四，每一个家庭确定进行家风构建的具体方式、方法； 其五，密切家风家教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关系； 其六，家长是孩子的贴身老师，应以身作则、作出示范； 其七，注重培育家庭成员好的价值理念，懂得感恩、敬畏、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上不会掉馅饼、三人行必有我师等观念； 其八，家庭教育应采取好的方式方法，避免用体罚等粗暴方式； 其九，敬老爱幼，但不能过于溺爱。被溺爱的老人会痴呆，被溺爱的孩子会变成“小皇帝”。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文化历来是维系我国社会公序良俗和维持社会稳定的精神力量。新时代家风建设要吸收和借鉴传统家训文化，探求传统家训中客观存在的同质内核和普适性内涵，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价值追求、道德取向和行为规范的基本遵循，并以此为基础建设传统与时代陶融一体
的家风文化，为全社会推广优良家风奠定坚实基础。
维系和谐家庭，建构社会共同体
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视家风的培育和传承，传统家训的宗旨也不仅局限于教家立范，更蕴含着“修、齐、治、平”的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新时代的“家”更应成为滋养个体性情及独立人格，维系和谐家庭，建构社会共同体，培育家国意识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兴家与强国一体的国家治理思想以及家风建设之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阐释更为深入。第一，家风建设的规矩内涵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传统社会的家规、家法承担着类似于现代国家的司法职能，新时代家风建设不仅应包含柔性道德内容，也包含硬性的规矩意识和理性的约束成分，其规矩内涵与法治功用的契合决定了其成为培育公众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的基础，也是法律理念的重要来源。第二，家风建设的公共性内涵是国家政治建设的有力依托，良政善治和民主政治的重要目标是公共性，家风建设涵养家庭成员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契合了政治的公共价值关怀。第三，家风建设是家庭成员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对增强公民主体意识、科学有序地参与政治有积极意义。家风建设更能为从政者构筑权力越界的防线，扎实为政以德的根基，培育行政伦理。家风建设为营造风清气正、美好和谐的民风、社风、党风提供了基础保障。总之，新时代家风建设传承和转化传统家训文化、吸收和借鉴红色家训文化和国外家庭教育文化，融入时代精神和价值要求，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文化和道德的有益滋养，筑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信仰基石，夯实新时代中国之治的社会根基。
凸显“家—国—天下”的价值内核
“家—国”同构是古代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将家庭内部孝悌亲亲之道推扩到国家、天下的体制和规范，使家庭与国家连续为一体是儒家社会伦理以及政治秩序的天然基础。在这样的宗法背景之下，孝悌的家庭伦理规则不仅是个人天然的心理情感与行为表达，也是其通向他人、社会乃至整个政治领域的可社会化的、可交往性的情感与行为表达。
一方面，传统家训文化十分重视家国意识与天下情怀，而这种意识和情怀本身具有内在超越性，其终极目标不仅是停留在“家”“国”的一国利益之中，而且是以“天下为怀”，包容不同的疆界和国家，包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一种秩序观。《钱氏家训》在国家篇中提出“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谋之”的济世之怀。欧阳修《与十二侄书》告诫为官子侄为官当思报效，忠君爱国，尽心为公，为国家而死“亦是汝荣事”。另一方面，传统家训强调家庭成员个体在国家、天下的角色、义务，以及使命、责任，更强调了个体与家、国、天下的有机统一，在提升家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可贵的民族精神。赫舍尔曾指出，“幸福可以被定义为确信被别人需要……人的目的就是为社会或人类服务。因此，一个人的最高价值就取决于他对别人的有用”。也就是说，让个体“我”的生命价值建筑在“非我”身上。综上所述，“家—国—天下”价值内核应是新时代家风培育的原点，只有每个家庭成员对人的价值自觉认知，把个人的存在同国家、天下的意义相关联，把个人梦、家庭梦和中国梦熔铸统一，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内在动力，并以增加全人类以及全世界的福祉为道义责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中华文化的价值形态，实现对新时代家风文化价值内核的最好表达。
倡导崇德向善的道德取向
对德性的重视亦是传统家训文化的重要特点，中国人都普遍认同“惟清修可
胜富贵”，将高尚道德视为家族绵延兴旺的根本保障。明代思想家薛瑄在《戒子书》中教育子孙：“苟伦理一失，虽具人之形，其实与禽兽何异哉？”将道德视为人的本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求子孙自觉地以主流道德规范构筑自我。
《庭帏杂录》亦记载：“士之品有三：专于道德者为上，志于功名者次之，志于富贵者为下”，将加强道德品质修养作为人生最重要的事。诸多家训都将“知及之”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认为勤学是“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传统家训秉持儒家所主张的整体性的伦理生活图景，十分关注德性生命的整体转化，主张在道德实践过程中找到生命的终极意义，强调从家庭的人际关系开始入手。因此，传统家训文化强调出世与入世统一，追求“内圣外王”的道德人格，寻求人与自我的合一性，既强调内在道德修养，又强调外在社会功用。例如，《袁氏世范》中提出“忠信笃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后望其在人者”，康熙《庭训格言》指出“凡人修身治性，皆当谨予素日”，都强调修身不是一时一事之功，要在日常所作所为中持续修炼。新时代家风建设应倡导崇德向善的道德取向，将“德性”作为最高境界的守正智慧，使家庭成员无论在公私领域都习惯性地践行礼俗之善。
具化睦亲齐家的行为规范
传统家训文化之传承不仅重视家族精神基因和价值体系的认同传承，更关注具体生活规范的代际传递。传统家训以教家立范为宗旨，注重生活性、实践性和细节性，在各方面都提出明确且可操作的行为规范，让子孙时时按照家训规范践行。
首先，历代家训在向子孙阐释和谐顺敬、勤俭持家的齐家之理的同时，也教授子孙如何做到勤劳为本、清廉节俭的持家之道，将日常行为习惯要求陈述的非常详细。《郑氏规范》在教子以俭持家之道中规定：“子孙未冠者，除棉衣用绢帛外，余皆布衣。除寒冻用蜡履外，其余遇雨，皆以麻履。从事三十里内，必须徒步。”其次，在告诫子孙立志敬业、勤学精思、慎独自省的修身之理的同时，也传授子孙如何立志高远、行为合礼、读书学习、改过迁善之法。左宗棠在家书中强调“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务在从容涵泳，以博其义理之趣”的读书之法。再次，在叮嘱子孙忠勤笃敬、择贤而交的处世之理的同时，传授子孙秉公守责、识人宽人，助人行善之道。清代名臣张廷玉向子孙传递“进止无一事壅滞”“悉以本日完结”的勤勉为官之法。最后，在告诫子孙维持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之理的同时，亦告知子孙取用有度、珍惜资源的生存之法。清代蒋伊在《蒋氏家训》中就强调，“厨灶之下，不得狼籍米粒”。此外，传统家训对子孙违犯家规者提出具体而又严厉惩罚措施，《郑氏规范》对为官贪污纳贿的子孙“生则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新时代家风应倡导用通俗、简约的语言确立逻辑完整、环节简单、可操作性强的行为规范和底线规范。
中国古代家训产生于先秦、成熟于两晋至隋唐、繁荣于宋元，至明清时期由盛转衰，迄今已有数千年历史。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家训的整理与记录。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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